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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38(2): 137-146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7180085
摘要:
为研究不同类型稀土矿区周边土壤中稀土元素（REE）的含量与形态特征，进而为矿区周边污染环境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建议。本文采用欧盟BCR顺序提取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定的方法，对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尾矿区和江西赣南稀土矿区周边6个土壤样品中15种稀土元素进行了含量及形态分析测定。结果表明：矿区周边土壤中稀土元素总量约为264~15955μg/g，明显高于全国土壤背景值（186μg/g），白云鄂博尾矿区周边土壤富集轻稀土元素，稀土元素主要以残渣态富集，占总含量的64.0%~89.4%，生物有效性较低，对环境影响较小；赣南矿区周边土壤富集重稀土元素，稀土元素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弱酸提取态和可还原态，占总含量的70%以上，易发生迁移转化，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土壤中稀土元素的形态分布与pH值有显著相关性，随着土壤pH值的降低，稀土元素的弱酸提取态含量不断升高，残渣态含量不断降低。
为研究不同类型稀土矿区周边土壤中稀土元素（REE）的含量与形态特征，进而为矿区周边污染环境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建议。本文采用欧盟BCR顺序提取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定的方法，对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尾矿区和江西赣南稀土矿区周边6个土壤样品中15种稀土元素进行了含量及形态分析测定。结果表明：矿区周边土壤中稀土元素总量约为264~15955μg/g，明显高于全国土壤背景值（186μg/g），白云鄂博尾矿区周边土壤富集轻稀土元素，稀土元素主要以残渣态富集，占总含量的64.0%~89.4%，生物有效性较低，对环境影响较小；赣南矿区周边土壤富集重稀土元素，稀土元素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弱酸提取态和可还原态，占总含量的70%以上，易发生迁移转化，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土壤中稀土元素的形态分布与pH值有显著相关性，随着土壤pH值的降低，稀土元素的弱酸提取态含量不断升高，残渣态含量不断降低。
2019, 38(2): 147-15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12190195
摘要:
固体进样技术应用于土壤样品测量领域，一直受制于样品粒径的限制，无法应用在配有气动雾化器的分析仪器上。本文系统研究了土壤样品超细粉碎技术，在乙醇介质下，数分钟内将其粉碎至微米级，经此制成的固体悬浮液直接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可以避免气动雾化器的堵塞。标准物质测定表明，样品粒径为6.8μm时，固体悬浮液进样仍然存在干扰，通过在固体悬浮液中加入少量氢氟酸和硝酸，对固体悬浮液进行改性，减小了固体悬浮液中固体颗粒粒径，从而减少了样品粒径的影响，可用ICP-MS测定土壤中锂铍钒铬镍铜锌铷锶镉铯钡铅等13个微量元素。经国家一级标准物质验证，本方法的最大相对误差在10.5%左右，多数元素的相对误差小于5%，相对标准偏差（RSD）小于5.4%（镉元素除外），满足了DZ/G 0130-2006质量控制要求。
固体进样技术应用于土壤样品测量领域，一直受制于样品粒径的限制，无法应用在配有气动雾化器的分析仪器上。本文系统研究了土壤样品超细粉碎技术，在乙醇介质下，数分钟内将其粉碎至微米级，经此制成的固体悬浮液直接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可以避免气动雾化器的堵塞。标准物质测定表明，样品粒径为6.8μm时，固体悬浮液进样仍然存在干扰，通过在固体悬浮液中加入少量氢氟酸和硝酸，对固体悬浮液进行改性，减小了固体悬浮液中固体颗粒粒径，从而减少了样品粒径的影响，可用ICP-MS测定土壤中锂铍钒铬镍铜锌铷锶镉铯钡铅等13个微量元素。经国家一级标准物质验证，本方法的最大相对误差在10.5%左右，多数元素的相对误差小于5%，相对标准偏差（RSD）小于5.4%（镉元素除外），满足了DZ/G 0130-2006质量控制要求。
2019, 38(2): 154-15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5070055
摘要:
在多目标的配套方法中，碘、硼、锡、锗四个元素的分析涉及三个配套方法，发射光谱法测定硼、锡，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锗，分光光度法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碘，分析成本高、检测效率低。本文建立了一种ICP-MS同时测定地球化学样品中碘、硼、锡、锗的方法。样品用过氧化钠熔矿，使难熔元素锡分解完全，熔盐经水提取后加入铼内标，再用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大量钠盐及大部分阳离子，保证了盐分满足质谱测定的要求。方法检出限分别为碘0.10μg/g、硼0.92μg/g、锡0.29μg/g、锗0.09μg/g，满足多目标测试要求。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验证，测定值与认定值一致，相对标准偏差（RSD，n=12） ≤ 5%，适用于批量地球化学样品中硼、碘、锡、锗的测定，样品处理过程简便，检测效率高。
在多目标的配套方法中，碘、硼、锡、锗四个元素的分析涉及三个配套方法，发射光谱法测定硼、锡，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锗，分光光度法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碘，分析成本高、检测效率低。本文建立了一种ICP-MS同时测定地球化学样品中碘、硼、锡、锗的方法。样品用过氧化钠熔矿，使难熔元素锡分解完全，熔盐经水提取后加入铼内标，再用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大量钠盐及大部分阳离子，保证了盐分满足质谱测定的要求。方法检出限分别为碘0.10μg/g、硼0.92μg/g、锡0.29μg/g、锗0.09μg/g，满足多目标测试要求。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验证，测定值与认定值一致，相对标准偏差（RSD，n=12） ≤ 5%，适用于批量地球化学样品中硼、碘、锡、锗的测定，样品处理过程简便，检测效率高。
2019, 38(2): 160-16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4130042
摘要:
秘鲁铜硫矿石的主要回收对象是铜和硫矿物，由于铜矿物嵌布复杂、粒度过细以及与各种脉石矿物或金属矿物交生关系紧密，利用传统工艺矿物学研究方法如化学分析、光学显微镜检测等较难准确定量其工艺矿物学参数。本文采用化学分析、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偏光显微镜及矿物参数自动分析系统（MLA）等技术手段，研究秘鲁铜硫矿石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和主要矿物的嵌布特征、粒度分布及单体解离特性等，并对影响选矿指标的主要矿物学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矿石中主要元素为Cu（0.65%）和S（9.53%）。矿石中黄铁矿（16.57%）含量较高，形态较为规则，与其他矿物之间的交生关系相对简单，粒度普遍偏粗，其中粒径大于0.30mm的黄铁矿占95.06%。铜矿物主要以不规则粒状、皮壳状、网脉状、纤维状、尘粒状、斑点状分布于脉石中或与黄铁矿、闪锌矿、磁铁矿等金属矿物交生紧密，粒度极不均匀，使得铜矿物解离难度加大，且矿石中云母（12.51%）、绿泥石（3.74%）、滑石（3.34%）、高岭石、蒙脱石（3.59%）等黏土质矿物含量较高，在磨矿过程中易发生泥化从而恶化分选环境。根据该类型矿石的工艺矿物学特性，本文建议采用"粗磨-部分优先浮铜-铜硫混浮-混合精矿再磨再选分离"的工艺流程。
秘鲁铜硫矿石的主要回收对象是铜和硫矿物，由于铜矿物嵌布复杂、粒度过细以及与各种脉石矿物或金属矿物交生关系紧密，利用传统工艺矿物学研究方法如化学分析、光学显微镜检测等较难准确定量其工艺矿物学参数。本文采用化学分析、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偏光显微镜及矿物参数自动分析系统（MLA）等技术手段，研究秘鲁铜硫矿石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和主要矿物的嵌布特征、粒度分布及单体解离特性等，并对影响选矿指标的主要矿物学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矿石中主要元素为Cu（0.65%）和S（9.53%）。矿石中黄铁矿（16.57%）含量较高，形态较为规则，与其他矿物之间的交生关系相对简单，粒度普遍偏粗，其中粒径大于0.30mm的黄铁矿占95.06%。铜矿物主要以不规则粒状、皮壳状、网脉状、纤维状、尘粒状、斑点状分布于脉石中或与黄铁矿、闪锌矿、磁铁矿等金属矿物交生紧密，粒度极不均匀，使得铜矿物解离难度加大，且矿石中云母（12.51%）、绿泥石（3.74%）、滑石（3.34%）、高岭石、蒙脱石（3.59%）等黏土质矿物含量较高，在磨矿过程中易发生泥化从而恶化分选环境。根据该类型矿石的工艺矿物学特性，本文建议采用"粗磨-部分优先浮铜-铜硫混浮-混合精矿再磨再选分离"的工艺流程。
2019, 38(2): 169-17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4070039
摘要:
祖母绿红外吸收主要与其硅氧骨干、通道内结构水、相关碱性金属离子和大分子振动有关。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峰位归属及谱峰特征对比方面，认为与分子振动和不同类型结构水相关，对更深层的成矿或化学控制因素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选取典型4个矿区样品，针对贫碱结构水（Ⅰ型）特征为主的祖母绿进行了近、中红外光谱测定，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其主要控制因素。结果表明：同为Ⅰ型水主控的不同矿区祖母绿呈现一致特征，若干与结构水、碱性离子及大分子相关吸收具有稳定峰位、近似的相对峰强和峰形的特征。分析发现：祖母绿红外谱带特征直接受控于通道中结构水的占位方向和比例，进一步与祖母绿成矿Al3+的类质同象替换相关，主要受（Mg2++Fe2+）离子浓度影响，当其浓度较低时，类质同象替换程度较低，祖母绿结构水占位主要表现为Ⅰ型水特征，其相关元素特征表现为高Si、Al，低Mg、Fe，总体贫碱，对应相应典型红外特征，指示化学离子浓度与红外谱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表明红外光谱可以辅助对Ⅰ型水祖母绿产地的鉴定和成矿环境的认知。
祖母绿红外吸收主要与其硅氧骨干、通道内结构水、相关碱性金属离子和大分子振动有关。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峰位归属及谱峰特征对比方面，认为与分子振动和不同类型结构水相关，对更深层的成矿或化学控制因素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选取典型4个矿区样品，针对贫碱结构水（Ⅰ型）特征为主的祖母绿进行了近、中红外光谱测定，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其主要控制因素。结果表明：同为Ⅰ型水主控的不同矿区祖母绿呈现一致特征，若干与结构水、碱性离子及大分子相关吸收具有稳定峰位、近似的相对峰强和峰形的特征。分析发现：祖母绿红外谱带特征直接受控于通道中结构水的占位方向和比例，进一步与祖母绿成矿Al3+的类质同象替换相关，主要受（Mg2++Fe2+）离子浓度影响，当其浓度较低时，类质同象替换程度较低，祖母绿结构水占位主要表现为Ⅰ型水特征，其相关元素特征表现为高Si、Al，低Mg、Fe，总体贫碱，对应相应典型红外特征，指示化学离子浓度与红外谱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表明红外光谱可以辅助对Ⅰ型水祖母绿产地的鉴定和成矿环境的认知。
2019, 38(2): 179-18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4010034
摘要:
还原硫化物是一Z类典型的恶臭物质，其特点是活性高、不易储存，因此适宜的储存条件对还原硫化物的准确测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从气袋材质、还原硫化物初始浓度、还原硫化物性质和储存时间四个因素探究袋采样法储存还原硫化物过程的损失情况。以Tedlar®PVF和Teflon®FEP为目标采样袋，使用5个初始浓度（0.001、0.010、0.100、1.000和10.000μg/mL）的混合还原硫化物，选择0、2、6、12、24、48以及72h的储存时间，以响应因子和相对回收率作为评价因子，并使用配对t检验法和吸附动力学，研究影响储存效果的主要因素、物质损失机理以及两种采样袋的储存能力。结果表明，储存时间越长、物质初始浓度越高，物质活性越强，损失情况越严重；在环境温度达到60℃时，Tedlar®PVF的基质背景较Teflon®FEP更复杂；相同条件下，还原硫化物在Teflon®FEP储存过程中损失更严重。依据研究结果建议：①样品采集后避光保存；②低浓度含硫样品的测定在采样后8h内完成，高浓度含硫样品的测定在2h内完成；③若待测样品气体温度较高，优先选择Teflon®FEP采样袋，气体温度较低条件下选择Tedlar®PVF采样袋，可最大限度保持样品的原始状态。本研究成果有利于确保还原硫化物样品的储存稳定性，最大限度还原恶臭污染现场情况，为恶臭污染的分析测试以及后续的恶臭污染控制与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还原硫化物是一Z类典型的恶臭物质，其特点是活性高、不易储存，因此适宜的储存条件对还原硫化物的准确测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从气袋材质、还原硫化物初始浓度、还原硫化物性质和储存时间四个因素探究袋采样法储存还原硫化物过程的损失情况。以Tedlar®PVF和Teflon®FEP为目标采样袋，使用5个初始浓度（0.001、0.010、0.100、1.000和10.000μg/mL）的混合还原硫化物，选择0、2、6、12、24、48以及72h的储存时间，以响应因子和相对回收率作为评价因子，并使用配对t检验法和吸附动力学，研究影响储存效果的主要因素、物质损失机理以及两种采样袋的储存能力。结果表明，储存时间越长、物质初始浓度越高，物质活性越强，损失情况越严重；在环境温度达到60℃时，Tedlar®PVF的基质背景较Teflon®FEP更复杂；相同条件下，还原硫化物在Teflon®FEP储存过程中损失更严重。依据研究结果建议：①样品采集后避光保存；②低浓度含硫样品的测定在采样后8h内完成，高浓度含硫样品的测定在2h内完成；③若待测样品气体温度较高，优先选择Teflon®FEP采样袋，气体温度较低条件下选择Tedlar®PVF采样袋，可最大限度保持样品的原始状态。本研究成果有利于确保还原硫化物样品的储存稳定性，最大限度还原恶臭污染现场情况，为恶臭污染的分析测试以及后续的恶臭污染控制与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2019, 38(2): 186-19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8030091
摘要:
地下水是海河流域滹沱河冲洪积扇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农业种植过程中施用的农药会导致地下水污染，该地区地下水中农药的污染调查工作相对匮乏。为了研究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中农药的污染及分布特征，本文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了30组地下水样品中75种农药组分，用统计学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0个采样点中均有农药的检出，检测的75种农药中检出40种，有机氯、有机磷、有机氮三类均有检出。检出率最高的为3-羟基呋喃丹（93.3%）、敌杀磷（90.0%）、地茂散（90.0%），检出浓度最大的为呋喃丹（4860.6ng/L）。研究区内三类农药平均检出浓度有机氯（70.8ng/L）<有机磷（392.7ng/L）<有机氮（580.9ng/L），这主要与三类农药的使用历程和性质相关：有机氯类农药由于其高毒、难降解等特性在1983年被禁用；21世纪初，相对高效、易降解的有机磷类和有机氮类农药应用广泛。三类农药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从冲洪积扇顶部到中部，农药含量逐渐减少，这主要受冲洪积扇水文地质特征的影响。研究区内HCHs来源为近期林丹使用或HCHs工业降解，DDTs来源为新DDT源的释放或历史上的使用。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地下水农药的污染监测和地下水相关标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地下水是海河流域滹沱河冲洪积扇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农业种植过程中施用的农药会导致地下水污染，该地区地下水中农药的污染调查工作相对匮乏。为了研究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中农药的污染及分布特征，本文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了30组地下水样品中75种农药组分，用统计学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0个采样点中均有农药的检出，检测的75种农药中检出40种，有机氯、有机磷、有机氮三类均有检出。检出率最高的为3-羟基呋喃丹（93.3%）、敌杀磷（90.0%）、地茂散（90.0%），检出浓度最大的为呋喃丹（4860.6ng/L）。研究区内三类农药平均检出浓度有机氯（70.8ng/L）<有机磷（392.7ng/L）<有机氮（580.9ng/L），这主要与三类农药的使用历程和性质相关：有机氯类农药由于其高毒、难降解等特性在1983年被禁用；21世纪初，相对高效、易降解的有机磷类和有机氮类农药应用广泛。三类农药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从冲洪积扇顶部到中部，农药含量逐渐减少，这主要受冲洪积扇水文地质特征的影响。研究区内HCHs来源为近期林丹使用或HCHs工业降解，DDTs来源为新DDT源的释放或历史上的使用。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地下水农药的污染监测和地下水相关标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2019, 38(2): 195-20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6040069
摘要:
生态功能区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位于南岭生态功能区的流域——武水流域为研究对象，采集流域上游交通运输用地、采矿用地、工业用地、耕地及林地5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样品，分析土壤中7种重金属Cd、As、Cu、Hg、Pb、Ni、Zn的含量特征，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评价重金属污染的程度，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价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究重金属污染的来源。研究结果显示，武水河上游地区土壤重金属Cd、As、Cu、Hg、Pb、Ni、Zn平均浓度分别为1.28、72.44、54.62、0.27、68.32、72.29和158.42mg/kg，均高于土壤背景值，其中采矿用地土壤重金浓度除汞外均高于其他类型土壤。均值状态下土壤中Cd和As单因子污染指数分别为5.07、3.25，其中采矿用地中Cd单因子污染指数可达13.59；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表明，采矿用地污染最为严重，其次是工业用地，林地呈安全状态。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评价结果显示，采矿用地达到了强生态危害，矿业用地为中等生态无害，其他类型土壤为轻微生态危害，而采矿用地土壤中Cd达到极强的生态危害，As为强的生态危害。土壤重金属来源研究结果显示，As、Cd、Cu和Zn来源于矿山开采及工业活动，Ni和Hg主要来源于成土母质，Pb则来源于交通运输。研究认为：武水流域上游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较为严重，Cd和As是区内主要的风险因子，主要来源于矿山开采以及工业活动。
生态功能区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位于南岭生态功能区的流域——武水流域为研究对象，采集流域上游交通运输用地、采矿用地、工业用地、耕地及林地5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样品，分析土壤中7种重金属Cd、As、Cu、Hg、Pb、Ni、Zn的含量特征，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评价重金属污染的程度，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价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究重金属污染的来源。研究结果显示，武水河上游地区土壤重金属Cd、As、Cu、Hg、Pb、Ni、Zn平均浓度分别为1.28、72.44、54.62、0.27、68.32、72.29和158.42mg/kg，均高于土壤背景值，其中采矿用地土壤重金浓度除汞外均高于其他类型土壤。均值状态下土壤中Cd和As单因子污染指数分别为5.07、3.25，其中采矿用地中Cd单因子污染指数可达13.59；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表明，采矿用地污染最为严重，其次是工业用地，林地呈安全状态。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评价结果显示，采矿用地达到了强生态危害，矿业用地为中等生态无害，其他类型土壤为轻微生态危害，而采矿用地土壤中Cd达到极强的生态危害，As为强的生态危害。土壤重金属来源研究结果显示，As、Cd、Cu和Zn来源于矿山开采及工业活动，Ni和Hg主要来源于成土母质，Pb则来源于交通运输。研究认为：武水流域上游区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较为严重，Cd和As是区内主要的风险因子，主要来源于矿山开采以及工业活动。
2019, 38(2): 204-21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6040068
摘要:
六价铬是国际公认的47种最危险的废物之一，研究铬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对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济南市某典型铬污染场地土壤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化学还原+固化稳定"的修复治理思路，针对修复剂类型、投加比、反应时间、还原效率、修复成本和环境效应等因素，确定了该修复工艺的最佳条件，并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土壤中Cr（Ⅵ）的最佳修复条件为：以氯化亚铁作为化学还原剂，其投加比为5倍的理论投料比，还原时间为2天；以钙镁磷肥作为稳定剂，其投加比为10%（换算成钙镁磷肥与总铬的质量比为72：1）。采用以上条件修复铬污染土壤，总铬的生物可利用系数由0.4398降低至0.0017，Cr（Ⅵ）含量介于0.315~0.501mg/kg，被还原率大于99.5%。该结果可为土壤修复和决策提供依据。
六价铬是国际公认的47种最危险的废物之一，研究铬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对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济南市某典型铬污染场地土壤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化学还原+固化稳定"的修复治理思路，针对修复剂类型、投加比、反应时间、还原效率、修复成本和环境效应等因素，确定了该修复工艺的最佳条件，并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土壤中Cr（Ⅵ）的最佳修复条件为：以氯化亚铁作为化学还原剂，其投加比为5倍的理论投料比，还原时间为2天；以钙镁磷肥作为稳定剂，其投加比为10%（换算成钙镁磷肥与总铬的质量比为72：1）。采用以上条件修复铬污染土壤，总铬的生物可利用系数由0.4398降低至0.0017，Cr（Ⅵ）含量介于0.315~0.501mg/kg，被还原率大于99.5%。该结果可为土壤修复和决策提供依据。
2019, 38(2): 212-22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8150094
摘要:
高磷铁矿石的分析测试过程需要基体组分相似、含量适中、定值组分全的标准物质进行质量监控，目前我国没有高磷铁矿石标准物质，现有铁矿石标准物质因基体组分不尽相同，磷元素含量大部分低于0.25%，而高磷铁矿石中磷含量均高于0.25%，这些标准物质难以满足高磷铁矿石产品的分析测试质量监控要求。基于此，本文研制了3个高磷铁矿石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样品分别采集于鄂西地区湖北宜昌秭归县野狼坪矿区、湖北恩施长岭矿区（武钢矿区）、湖北宜昌长阳县火烧坪矿区（宝钢长阳矿区），磷和铁含量均呈一定梯度，基本覆盖高磷铁矿的含量范围。均匀性和稳定性对SiO2、Al2O3、TiO2、P、K2O、Na2O、Fe、MnO、CaO、MgO、FeO、LOI、S、Cu、Pb、Zn、Cr、Ni、Co、Cd、Sr、Ba、V、As、Hg共25个组分进行检验，均匀性检验采用方差分析F检验法和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进行评价，稳定性检验采用直线拟合，t检验法进行评估。经检验，样品均匀性、稳定性良好；定值采用11家实验室协作，采用2种以上不同原理的方法进行测试，定值组分包括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共25项，其中24项提供认定值及不确定度，Hg提供参考值。磷的含量分别为0.285%、不确定度0.010%，0.735%、不确定度0.020%，1.73%、不确定度0.05%，总铁含量分别为35.18%、不确定度0.20%，41.46%、不确定度0.20%，51.44%、不确定度0.13%。本次研制的高磷铁矿石标准物质可用于高磷铁矿的勘查、评价和综合利用开发中对标准物质的需求。
高磷铁矿石的分析测试过程需要基体组分相似、含量适中、定值组分全的标准物质进行质量监控，目前我国没有高磷铁矿石标准物质，现有铁矿石标准物质因基体组分不尽相同，磷元素含量大部分低于0.25%，而高磷铁矿石中磷含量均高于0.25%，这些标准物质难以满足高磷铁矿石产品的分析测试质量监控要求。基于此，本文研制了3个高磷铁矿石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样品分别采集于鄂西地区湖北宜昌秭归县野狼坪矿区、湖北恩施长岭矿区（武钢矿区）、湖北宜昌长阳县火烧坪矿区（宝钢长阳矿区），磷和铁含量均呈一定梯度，基本覆盖高磷铁矿的含量范围。均匀性和稳定性对SiO2、Al2O3、TiO2、P、K2O、Na2O、Fe、MnO、CaO、MgO、FeO、LOI、S、Cu、Pb、Zn、Cr、Ni、Co、Cd、Sr、Ba、V、As、Hg共25个组分进行检验，均匀性检验采用方差分析F检验法和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进行评价，稳定性检验采用直线拟合，t检验法进行评估。经检验，样品均匀性、稳定性良好；定值采用11家实验室协作，采用2种以上不同原理的方法进行测试，定值组分包括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共25项，其中24项提供认定值及不确定度，Hg提供参考值。磷的含量分别为0.285%、不确定度0.010%，0.735%、不确定度0.020%，1.73%、不确定度0.05%，总铁含量分别为35.18%、不确定度0.20%，41.46%、不确定度0.20%，51.44%、不确定度0.13%。本次研制的高磷铁矿石标准物质可用于高磷铁矿的勘查、评价和综合利用开发中对标准物质的需求。
2019, 38(2): 222-22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11100206
摘要:
多年来通过化探扫面的全量异常分析结果发现的矿床并不多，在表生条件下，不同的元素随着区域景观条件的不同，其迁移、沉积规律以及元素原始的赋存状态也不同，化探分析给出元素的全量分析结果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成矿情况，因而元素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状态对于判断是否是成矿异常至关重要。本文建立了黑龙江地质景观特点的化探土壤样品中钼的相态分析方法，将钼的相态分为五相：水提取相、弱有机结合相、氧化物结合相、铁结合相、残渣相。采用ICP-MS测定钼元素各相态的检出限分别为：水提取相0.0011μg/g，弱有机结合相0.020μg/g，氧化物结合相0.100μg/g，铁结合相0.100μg/g，残渣相0.100μg/g。利用该方法分析了黑龙江某地有钼全量异常的样品，结果表明钼主要以铁结合相存在，属脉型产状，符合钼矿床的类型之一，研究结果提高了利用化探异常找矿的准确性。
多年来通过化探扫面的全量异常分析结果发现的矿床并不多，在表生条件下，不同的元素随着区域景观条件的不同，其迁移、沉积规律以及元素原始的赋存状态也不同，化探分析给出元素的全量分析结果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成矿情况，因而元素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状态对于判断是否是成矿异常至关重要。本文建立了黑龙江地质景观特点的化探土壤样品中钼的相态分析方法，将钼的相态分为五相：水提取相、弱有机结合相、氧化物结合相、铁结合相、残渣相。采用ICP-MS测定钼元素各相态的检出限分别为：水提取相0.0011μg/g，弱有机结合相0.020μg/g，氧化物结合相0.100μg/g，铁结合相0.100μg/g，残渣相0.100μg/g。利用该方法分析了黑龙江某地有钼全量异常的样品，结果表明钼主要以铁结合相存在，属脉型产状，符合钼矿床的类型之一，研究结果提高了利用化探异常找矿的准确性。
2019, 38(2): 228-232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804260052
摘要: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受到仪器工作温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氢化物发生反应和仪器漂移，工作温度升高会增加仪器的背景值，而过低的工作温度又不利于氢化物发生反应进行。本文根据原子荧光光谱测定水体中砷的方法，在10℃、20℃和30℃的工作温度条件下，分别测试校准曲线、空白样品、自配质控样品和有证标准物质来确定最适宜的工作温度。结果表明：三个温度条件下的校准曲线均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仪器工作温度过高会引起空白荧光值变大、检出限升高，同时会造成仪器灵敏度的降低，增加了样品测试误差，测试结果不能满足准确度的要求。本文提出，利用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砷含量时，应控制仪器工作温度在10~20℃，并且保证温度变化相对稳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受到仪器工作温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氢化物发生反应和仪器漂移，工作温度升高会增加仪器的背景值，而过低的工作温度又不利于氢化物发生反应进行。本文根据原子荧光光谱测定水体中砷的方法，在10℃、20℃和30℃的工作温度条件下，分别测试校准曲线、空白样品、自配质控样品和有证标准物质来确定最适宜的工作温度。结果表明：三个温度条件下的校准曲线均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仪器工作温度过高会引起空白荧光值变大、检出限升高，同时会造成仪器灵敏度的降低，增加了样品测试误差，测试结果不能满足准确度的要求。本文提出，利用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砷含量时，应控制仪器工作温度在10~20℃，并且保证温度变化相对稳定。
2019, 38(2): 233-24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9270148
摘要:
研究土壤碳的赋存形态不仅利于了解碳的迁移转化规律，而且可以为土壤固碳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对各形态碳（尤其是有机碳中的慢性及惰性组分）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综述了土壤中碳的主要赋存形态，各形态碳的组成、分布及作用，土壤碳的分析、分离方法。土壤无机碳储量约占全球总碳库的38%，赋存形态以碳酸盐为主。土壤有机碳主要分为活性碳库（周转期0.1~4.5年）、慢性碳库（周转期5~50年）和惰性碳库（周转期50~3000年）。其中可溶性有机碳、易氧化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属于活性有机碳库这一范畴，可以较为灵敏地反映土壤理化性质的微小变化；轻组有机碳和颗粒有机碳属于慢性有机碳库，可作为土壤有机质周转变化的重要指标；重组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属于惰性有机碳库，是土壤有机碳固持的重要机制之一。目前土壤中碳酸盐测定方法主要为气量法和滴定法；有机碳分析方法包括容量法、比色法和重量法。本文提出，今后应加强对无机碳及有机碳中的惰性组分研究，同时对土壤有机碳各组分概念及测定方法进行统一，并开展不同地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浓度的土壤碳形态标准物质研制工作。
研究土壤碳的赋存形态不仅利于了解碳的迁移转化规律，而且可以为土壤固碳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对各形态碳（尤其是有机碳中的慢性及惰性组分）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综述了土壤中碳的主要赋存形态，各形态碳的组成、分布及作用，土壤碳的分析、分离方法。土壤无机碳储量约占全球总碳库的38%，赋存形态以碳酸盐为主。土壤有机碳主要分为活性碳库（周转期0.1~4.5年）、慢性碳库（周转期5~50年）和惰性碳库（周转期50~3000年）。其中可溶性有机碳、易氧化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属于活性有机碳库这一范畴，可以较为灵敏地反映土壤理化性质的微小变化；轻组有机碳和颗粒有机碳属于慢性有机碳库，可作为土壤有机质周转变化的重要指标；重组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属于惰性有机碳库，是土壤有机碳固持的重要机制之一。目前土壤中碳酸盐测定方法主要为气量法和滴定法；有机碳分析方法包括容量法、比色法和重量法。本文提出，今后应加强对无机碳及有机碳中的惰性组分研究，同时对土壤有机碳各组分概念及测定方法进行统一，并开展不同地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浓度的土壤碳形态标准物质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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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78-28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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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97-30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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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2): 224-22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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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69-27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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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2): 245-25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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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92-59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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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2): 238-24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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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359-36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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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2): 218-22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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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92-296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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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03-51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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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1): 14-2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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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33(1):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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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93-20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1019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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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5): 468-47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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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33(4): 5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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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6): 587-59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13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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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33(3): 3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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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1): 46-5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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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5): 48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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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正文前Ⅲ-正文前Ⅵ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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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1):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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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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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538-55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19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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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600-60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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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69-27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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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9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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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0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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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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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36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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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2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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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6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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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7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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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3): 27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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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4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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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86-59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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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58-56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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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 550-55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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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11-12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61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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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68-47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71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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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52-15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0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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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1): 1-1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120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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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39-14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16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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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21-12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81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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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60-46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06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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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6): 659-66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27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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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95-50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07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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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74-48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0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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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6): 563-57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24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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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51-45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2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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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559-56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9040137
28
2017, 36(6): 574-58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130032
29
2018, 37(4): 419-43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12100190
30
2017, 36(6): 594-60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1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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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1): 56-6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1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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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1): 36-42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10260197
33
2018, 37(2): 217-22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509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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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46-15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12010188
35
2018, 37(1): 43-4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113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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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6): 587-59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130055
37
2017, 36(4): 396-40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8190123
38
2017, 36(5): 551-55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1229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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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3): 298-30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6280113
40
2017, 36(2): 117-12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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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2): 193-20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10190168
42
2018, 37(1): 30-3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24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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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89-49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101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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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3): 231-23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92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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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1): 17-2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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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7(4): 356-36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72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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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501-50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101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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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2): 124-12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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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1): 52-5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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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6): 633-64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517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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