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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40(6): 正文前Ⅱ-正文前Ⅶ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6.001
摘要:
2021, 40(6): 793-80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9290133
摘要:
氟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在环境中的缺乏或过剩可能导致健康问题。本文综述了氟在自然界如大气、岩石、土壤、水体、植物中的来源，分析了其形态及含量受环境影响的因素如地形、雨水淋溶、土壤母质、土壤酸碱度、土壤有机质等。氟的来源广泛，目前全球超过2.6亿人受氟带来的环境问题影响，因此开展健康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氟的健康风险评估常用的风险评估模型有危害系数（Hazard Quotient）、危害指数（Hazard Index），概率方法也常运用于风险分析中，目前还出现应用多途径暴露评估法对氟进行评估，不确定性和灵敏度的研究对于评估模型尤为关键。本文比较了传统模型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认为确定氟富集的途径，完善复合暴露评估的模式，考虑氟摄入的生物有效性，对于氟的健康风险评估十分必要；氟的健康风险评估下一步的研究还可以趋向于使用模型对氟的风险进行预测；对于氟的来源、赋存状态、迁移途径以及含量影响因素等仍然需要深入了解，全面评估其带来的健康风险。
氟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在环境中的缺乏或过剩可能导致健康问题。本文综述了氟在自然界如大气、岩石、土壤、水体、植物中的来源，分析了其形态及含量受环境影响的因素如地形、雨水淋溶、土壤母质、土壤酸碱度、土壤有机质等。氟的来源广泛，目前全球超过2.6亿人受氟带来的环境问题影响，因此开展健康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氟的健康风险评估常用的风险评估模型有危害系数（Hazard Quotient）、危害指数（Hazard Index），概率方法也常运用于风险分析中，目前还出现应用多途径暴露评估法对氟进行评估，不确定性和灵敏度的研究对于评估模型尤为关键。本文比较了传统模型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认为确定氟富集的途径，完善复合暴露评估的模式，考虑氟摄入的生物有效性，对于氟的健康风险评估十分必要；氟的健康风险评估下一步的研究还可以趋向于使用模型对氟的风险进行预测；对于氟的来源、赋存状态、迁移途径以及含量影响因素等仍然需要深入了解，全面评估其带来的健康风险。
2021, 40(6): 808-81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6080072
摘要:
硒是人体和动物必需的微量有益元素，摄入适量硒是提高人群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食用富硒农产品是缺硒地区人体获取和补充硒元素的重要途径。调查土壤硒的含量特征、圈定富硒土壤资源分布区、查明土壤硒迁移富集的影响因素，是高效利用富硒土壤资源和科学开发富硒农产品的重要依据。本文选择四川省沐川县西部地区采集土壤样品，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X射线荧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发射光谱法等方法测定土壤中Se、Al2O3、TFe2O3、OrgC、Cd等元素含量和pH值，利用统计学及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土壤硒等元素含量和分布特征，并对土壤硒含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研究区表层土壤硒含量范围为0.08~1.30mg/kg，平均含量为0.39±0.15mg/kg，满足富硒土壤条件的土壤面积为112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2%，其中无公害富硒土壤面积为35km2。土壤Cd含量是造成富硒土壤和无公害富硒土壤面积具有较大差异性的主要因素。②地质背景与土壤硒含量密切相关，富硒土壤主要受含碳酸盐岩及夹碳质地层的砂岩、粉砂岩等地层控制，土壤硒来源稳定；③土壤硒含量随pH值、风化程度的降低而升高，随有机质、TFe2O3、S含量的升高而升高，其中有机质对土壤硒的影响显著大于TFe2O3，表明该区域铁氧化物对硒的吸附能力低于有机质。综上所述，研究区富硒土壤资源丰富，建议当地充分利用相关资源开发富硒农产品，同时应注重有机肥的平衡施肥，并进一步加强土壤-作物系统中硒迁移富集影响因素的协同分析。
硒是人体和动物必需的微量有益元素，摄入适量硒是提高人群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食用富硒农产品是缺硒地区人体获取和补充硒元素的重要途径。调查土壤硒的含量特征、圈定富硒土壤资源分布区、查明土壤硒迁移富集的影响因素，是高效利用富硒土壤资源和科学开发富硒农产品的重要依据。本文选择四川省沐川县西部地区采集土壤样品，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X射线荧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发射光谱法等方法测定土壤中Se、Al2O3、TFe2O3、OrgC、Cd等元素含量和pH值，利用统计学及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土壤硒等元素含量和分布特征，并对土壤硒含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研究区表层土壤硒含量范围为0.08~1.30mg/kg，平均含量为0.39±0.15mg/kg，满足富硒土壤条件的土壤面积为112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2%，其中无公害富硒土壤面积为35km2。土壤Cd含量是造成富硒土壤和无公害富硒土壤面积具有较大差异性的主要因素。②地质背景与土壤硒含量密切相关，富硒土壤主要受含碳酸盐岩及夹碳质地层的砂岩、粉砂岩等地层控制，土壤硒来源稳定；③土壤硒含量随pH值、风化程度的降低而升高，随有机质、TFe2O3、S含量的升高而升高，其中有机质对土壤硒的影响显著大于TFe2O3，表明该区域铁氧化物对硒的吸附能力低于有机质。综上所述，研究区富硒土壤资源丰富，建议当地充分利用相关资源开发富硒农产品，同时应注重有机肥的平衡施肥，并进一步加强土壤-作物系统中硒迁移富集影响因素的协同分析。
2021, 40(6): 820-832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4130052
摘要:
钼是人体和农作物必需的有益元素，具有防癌抗癌作用。由于不同地区土壤中钼含量和土壤酸碱性的不同，农作物中钼含量有很大差异，同时不同农作物对钼的吸收也不相同。研究不同农作物中钼富集规律可以为健康地质发展、富钼农产品开发、功能农业发展、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依据。本文以洛阳市硒资源详查区及其他农业种植区为研究区，通过采集22种大田种植的农作物及其根系土，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土壤和农作物钼含量，研究了不同农作物钼含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洛阳市土壤钼含量较高，是中国土壤富钼特色地区。绿豆、豇豆、黑豆、黄豆、红小豆和花生是富集钼的主要农作物，钼平均含量>9mg/kg，富集系数>500%，属于钼的超富集农作物。芝麻、豆角、谷子、小麦、玉米和油菜籽钼含量较高，钼含量均值介于0.446~2.437mg/kg，富集系数介于40%~300%，属于富钼农作物。辣椒、大蒜、红薯、秋葵的钼含量介于0.1~0.3mg/kg，富集系数介于10%~30%，属于高钼农作物。苹果、梨、葡萄、石榴、樱桃与中药材银条的钼含量 < 0.05mg/kg，富集系数 < 5%，是低钼农作物。大多数农作物钼含量与根系土钼含量呈正相关，而苹果、葡萄、石榴、樱桃等水果钼含量与根系土钼含量呈负相关。研究揭示了在碱性环境下土壤中的钼更容易被农作物吸收。区内农作物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均呈富钼特征，是开发富钼农业产业的有利地区。依据不同农作物钼含量，选择出绿豆、豇豆、黑豆、黄豆、红小豆和花生是研究区特色富钼农产品，芝麻、豆角、谷子、小麦、玉米和油菜籽是富钼农产品，辣椒、大蒜、红薯、秋葵属于高钼农作物。本成果为研究区富钼农产品开发、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钼是人体和农作物必需的有益元素，具有防癌抗癌作用。由于不同地区土壤中钼含量和土壤酸碱性的不同，农作物中钼含量有很大差异，同时不同农作物对钼的吸收也不相同。研究不同农作物中钼富集规律可以为健康地质发展、富钼农产品开发、功能农业发展、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依据。本文以洛阳市硒资源详查区及其他农业种植区为研究区，通过采集22种大田种植的农作物及其根系土，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土壤和农作物钼含量，研究了不同农作物钼含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洛阳市土壤钼含量较高，是中国土壤富钼特色地区。绿豆、豇豆、黑豆、黄豆、红小豆和花生是富集钼的主要农作物，钼平均含量>9mg/kg，富集系数>500%，属于钼的超富集农作物。芝麻、豆角、谷子、小麦、玉米和油菜籽钼含量较高，钼含量均值介于0.446~2.437mg/kg，富集系数介于40%~300%，属于富钼农作物。辣椒、大蒜、红薯、秋葵的钼含量介于0.1~0.3mg/kg，富集系数介于10%~30%，属于高钼农作物。苹果、梨、葡萄、石榴、樱桃与中药材银条的钼含量 < 0.05mg/kg，富集系数 < 5%，是低钼农作物。大多数农作物钼含量与根系土钼含量呈正相关，而苹果、葡萄、石榴、樱桃等水果钼含量与根系土钼含量呈负相关。研究揭示了在碱性环境下土壤中的钼更容易被农作物吸收。区内农作物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均呈富钼特征，是开发富钼农业产业的有利地区。依据不同农作物钼含量，选择出绿豆、豇豆、黑豆、黄豆、红小豆和花生是研究区特色富钼农产品，芝麻、豆角、谷子、小麦、玉米和油菜籽是富钼农产品，辣椒、大蒜、红薯、秋葵属于高钼农作物。本成果为研究区富钼农产品开发、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2021, 40(6): 833-84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9290136
摘要:
名优特农产品品质与产区环地质背景条件密切相关。广州新垦莲藕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探讨其产区地质背景与莲藕品质的关系对于新垦莲藕的规模化种植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系统采集新垦莲藕产地藕塘底泥、地表水、新鲜莲藕样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发射光谱法（ICP-MS/OES）等多种技术进行测试，开展品质评价研究，初步揭示了新垦莲藕品质与产区环境地球化学条件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藕塘底泥中营养元素锰、锌、钼、钴、钒、铁均处在一等（丰富）等级，硒以适量和高硒等级为主，重金属铬、铜、汞、镍、铅、锌均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藕塘地表水中铜、锌、硒、硼、汞、镉、砷、六价铬、铅、镍等指标均满足灌溉水质要求；产出的新垦莲藕淀粉、可溶性糖、钾、磷、钙、镁、铁、锌、硒的含量较高，重金属和粗纤维含量较低；莲藕对底泥中不同元素生物富集系数平均值范围为0.0484~65.67，对磷的富集能力最强，对锗的富集能力最弱。藕塘底泥中硼与莲藕中淀粉显著正相关（p≤0.05），钙与蛋白质显著性正相关，砷与可溶性糖显著负相关。藕塘底泥中硼钴铁镁锰钒钙锗的含量较高，有利于莲藕营养组分的积累，产出高品质的莲藕。本文提出在种植过程中重视有机质、钙、氮和锗等养分的补充，关注镉和砷带来的潜在生态安全风险。
名优特农产品品质与产区环地质背景条件密切相关。广州新垦莲藕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探讨其产区地质背景与莲藕品质的关系对于新垦莲藕的规模化种植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系统采集新垦莲藕产地藕塘底泥、地表水、新鲜莲藕样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发射光谱法（ICP-MS/OES）等多种技术进行测试，开展品质评价研究，初步揭示了新垦莲藕品质与产区环境地球化学条件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藕塘底泥中营养元素锰、锌、钼、钴、钒、铁均处在一等（丰富）等级，硒以适量和高硒等级为主，重金属铬、铜、汞、镍、铅、锌均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藕塘地表水中铜、锌、硒、硼、汞、镉、砷、六价铬、铅、镍等指标均满足灌溉水质要求；产出的新垦莲藕淀粉、可溶性糖、钾、磷、钙、镁、铁、锌、硒的含量较高，重金属和粗纤维含量较低；莲藕对底泥中不同元素生物富集系数平均值范围为0.0484~65.67，对磷的富集能力最强，对锗的富集能力最弱。藕塘底泥中硼与莲藕中淀粉显著正相关（p≤0.05），钙与蛋白质显著性正相关，砷与可溶性糖显著负相关。藕塘底泥中硼钴铁镁锰钒钙锗的含量较高，有利于莲藕营养组分的积累，产出高品质的莲藕。本文提出在种植过程中重视有机质、钙、氮和锗等养分的补充，关注镉和砷带来的潜在生态安全风险。
2021, 40(6): 846-85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10090143
摘要:
黄河下游典型灌区河南段是豫北平原重要的农业种植区。该地区浅层水质整体较差，因常用于作物灌溉或家畜饮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风险，因此对该地区地下水中砷与氟浓度变化特征和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该地区地下水污染的认识水平。本文基于2010年和2020年在灌区范围内采集的327组浅层地下水样品，研究区内地下水砷和氟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十年间灌区浅层地下水中砷、氟的演化特征，探索分析砷与氟浓度及空间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浅层地下水中存在砷与氟超标问题，2020年浅层地下水中高砷（砷浓度大于10μg/L）和高氟（氟浓度大于1mg/L）的样品数量分别占总数的26.1%和26.06%。高砷水分布在太行山前洼地与黄河冲积平原等泥沙互层结构的沉积环境中，还原性较强，同时地下水径流不畅，较强的阳离子交换作用使得其所处环境中Ca2+浓度较高。近十年间砷浓度增加的水样占总数31.8%，砷浓度减少的水样占36.7%。砷浓度的增长（减少）是地下水还原性增强（减弱）使得锰氧化物溶解释放（吸附）导致。近十年间不同地区农业灌溉和水源置换等用水方式导致水位变化是引起砷浓度变化的潜在因素。高氟水主要分布在河南新乡与濮阳的黄河沿线，氟离子浓度受到沉积物中萤石等钙质矿物溶解影响，使得高氟地下水出现在低钙环境中。近十年间研究区中氟离子浓度减少的占总数60.2%，氟离子浓度增加的占32.1%，整体变化趋势向好，但是高氟区中氟离子浓度继续增加。氟浓度的变化同样受到Ca2+变化影响，在Ca2+浓度降低（升高）时氟浓度进一步升高（降低）。地下水中氟升高地区分布在黄河沿线，因此受到黄河水补给影响较大，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好，阳离子交换作用减弱，使得Ca2+浓度降低，此时地下水中砷浓度受到环境影响而降低，因此研究区氟增加地区中砷与氟的分布和演化呈现反向关系。
黄河下游典型灌区河南段是豫北平原重要的农业种植区。该地区浅层水质整体较差，因常用于作物灌溉或家畜饮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风险，因此对该地区地下水中砷与氟浓度变化特征和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该地区地下水污染的认识水平。本文基于2010年和2020年在灌区范围内采集的327组浅层地下水样品，研究区内地下水砷和氟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十年间灌区浅层地下水中砷、氟的演化特征，探索分析砷与氟浓度及空间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浅层地下水中存在砷与氟超标问题，2020年浅层地下水中高砷（砷浓度大于10μg/L）和高氟（氟浓度大于1mg/L）的样品数量分别占总数的26.1%和26.06%。高砷水分布在太行山前洼地与黄河冲积平原等泥沙互层结构的沉积环境中，还原性较强，同时地下水径流不畅，较强的阳离子交换作用使得其所处环境中Ca2+浓度较高。近十年间砷浓度增加的水样占总数31.8%，砷浓度减少的水样占36.7%。砷浓度的增长（减少）是地下水还原性增强（减弱）使得锰氧化物溶解释放（吸附）导致。近十年间不同地区农业灌溉和水源置换等用水方式导致水位变化是引起砷浓度变化的潜在因素。高氟水主要分布在河南新乡与濮阳的黄河沿线，氟离子浓度受到沉积物中萤石等钙质矿物溶解影响，使得高氟地下水出现在低钙环境中。近十年间研究区中氟离子浓度减少的占总数60.2%，氟离子浓度增加的占32.1%，整体变化趋势向好，但是高氟区中氟离子浓度继续增加。氟浓度的变化同样受到Ca2+变化影响，在Ca2+浓度降低（升高）时氟浓度进一步升高（降低）。地下水中氟升高地区分布在黄河沿线，因此受到黄河水补给影响较大，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好，阳离子交换作用减弱，使得Ca2+浓度降低，此时地下水中砷浓度受到环境影响而降低，因此研究区氟增加地区中砷与氟的分布和演化呈现反向关系。
2021, 40(6): 860-87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8170099
摘要:
河套盆地浅层地下水砷污染严重，对当地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当前对河套盆地浅层地下水高砷分布的研究受限于采样时间和样本数量，难以从宏观角度对河套盆地高砷地下水的空间分布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本文基于研究区506个浅层地下水样品，以9个地表环境参数为初始预测变量，经过最佳变量组合筛选，采用随机森林建模来产生风险概率，评价了预测变量的重要性以及对高砷地下水的影响。以气候因子为动态预测变量，根据模型识别不同季节地下水高砷的概率分布并制作了风险区专题图。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地下水样品砷含量为0.05~916.7μg/L，超标率（砷浓度>10μg/L）为50%；地下水高砷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河套盆地的沉积中心地带，但冬季高砷风险区面积减少1907km2，占研究区总面积14.14%；降水、干旱指数、排灌渠影响、潜在蒸散、温度是影响高砷地下水最重要的指标。研究认为，河套盆地的气候变量（降水、干旱指数）与含水层砷含量显著相关，控制高砷地下水在河套盆地的沉积中心地带发生季节性变化。
河套盆地浅层地下水砷污染严重，对当地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当前对河套盆地浅层地下水高砷分布的研究受限于采样时间和样本数量，难以从宏观角度对河套盆地高砷地下水的空间分布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本文基于研究区506个浅层地下水样品，以9个地表环境参数为初始预测变量，经过最佳变量组合筛选，采用随机森林建模来产生风险概率，评价了预测变量的重要性以及对高砷地下水的影响。以气候因子为动态预测变量，根据模型识别不同季节地下水高砷的概率分布并制作了风险区专题图。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地下水样品砷含量为0.05~916.7μg/L，超标率（砷浓度>10μg/L）为50%；地下水高砷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河套盆地的沉积中心地带，但冬季高砷风险区面积减少1907km2，占研究区总面积14.14%；降水、干旱指数、排灌渠影响、潜在蒸散、温度是影响高砷地下水最重要的指标。研究认为，河套盆地的气候变量（降水、干旱指数）与含水层砷含量显著相关，控制高砷地下水在河套盆地的沉积中心地带发生季节性变化。
2021, 40(6): 871-882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2210026
摘要:
白云鄂博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研究白云鄂博矿区土壤及植物等环境介质中的稀土元素和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可以为调查矿区环境现状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为矿山环境修复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采集了白云鄂博稀土矿区的土壤、植物，以及背景区本巴台地区的岩石、土壤、牛粪五类样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了样品中15种稀土元素（La、Ce、Pr、Nd、Sm、Eu、Gd、Tb、Dy、Ho、Er、Tm、Yb、Lu、Y）及8种重金属元素（Cr、Mn、Ni、Cu、Zn、Cd、Pb、As）的含量，研究这些元素地球化学行为及其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矿区土壤和植物样品均显示出明显的轻稀土富集、重稀土亏损的特征。土壤和植物中含量最高的稀土元素均为Ce，分别达到49.95%及48.55%，与白云鄂博稀土矿富Ce的特征高度一致。②铁花植物的稀土元素总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主矿>东矿>东介勒格勒矿段的趋势，与三处矿体本身含矿性变化一致，说明该种植物稀土含量基本受矿体含矿性控制，对生长环境中稀土富集程度指示较准确。③矿区土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Zn（465~778mg/kg）、Cd（1.35~2.23mg/kg）、Pb（181~431mg/kg）累积，其中部分点位Cd、Pb存在超出风险管制值的现象。综上，白云鄂博的矿石、土壤、植物样品均表现出富Ce的特征，且植物稀土含量与其所生长处的矿体含矿性强弱高度相关，三者之间稀土含量特征表现出明显继承性。此外，矿区局部点位土壤存在的Zn、Cd、Pb累积需要引起适当关注。
白云鄂博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研究白云鄂博矿区土壤及植物等环境介质中的稀土元素和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可以为调查矿区环境现状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为矿山环境修复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采集了白云鄂博稀土矿区的土壤、植物，以及背景区本巴台地区的岩石、土壤、牛粪五类样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了样品中15种稀土元素（La、Ce、Pr、Nd、Sm、Eu、Gd、Tb、Dy、Ho、Er、Tm、Yb、Lu、Y）及8种重金属元素（Cr、Mn、Ni、Cu、Zn、Cd、Pb、As）的含量，研究这些元素地球化学行为及其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矿区土壤和植物样品均显示出明显的轻稀土富集、重稀土亏损的特征。土壤和植物中含量最高的稀土元素均为Ce，分别达到49.95%及48.55%，与白云鄂博稀土矿富Ce的特征高度一致。②铁花植物的稀土元素总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主矿>东矿>东介勒格勒矿段的趋势，与三处矿体本身含矿性变化一致，说明该种植物稀土含量基本受矿体含矿性控制，对生长环境中稀土富集程度指示较准确。③矿区土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Zn（465~778mg/kg）、Cd（1.35~2.23mg/kg）、Pb（181~431mg/kg）累积，其中部分点位Cd、Pb存在超出风险管制值的现象。综上，白云鄂博的矿石、土壤、植物样品均表现出富Ce的特征，且植物稀土含量与其所生长处的矿体含矿性强弱高度相关，三者之间稀土含量特征表现出明显继承性。此外，矿区局部点位土壤存在的Zn、Cd、Pb累积需要引起适当关注。
2021, 40(6): 883-89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011100139
摘要:
作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受作物种类、采集部位及土壤理化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金衢盆地土壤酸化面积逐年增大，酸化程度逐渐加深，其对土壤-作物系统中重金属元素的活动影响尚不明确。本文基于金衢盆地典型地区264组根系土壤-稻米样品分析数据，开展土壤、作物的重金属含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讨论了土壤pH对作物吸收重金属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64件土壤中多数重金属元素的变异系数大于0.5，As、Cd、Cr、Cu、Ni和Zn元素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土壤Cd超标样品23件，超标率为8.7%；As、Cr、Cu、Hg、Ni、Pb和Zn超标样品均未超过2件。②稻米中Cu、Zn与Cd含量呈显著正相关，Cd的富集系数（BCF）高于植物营养元素Cu、Zn。③稻米中Zn和Cu在P < 0.1水平上与pH值呈显著正相关。Cd、Cr、Hg的BCF与pH值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研究认为，适当调低土壤的酸碱度会削减土壤中Cd、Hg等重金属元素的活性，从而减少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转运。研究结果可为当地粮食安全生产决策提供科学数据，为土地管护提供参考依据。
作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受作物种类、采集部位及土壤理化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金衢盆地土壤酸化面积逐年增大，酸化程度逐渐加深，其对土壤-作物系统中重金属元素的活动影响尚不明确。本文基于金衢盆地典型地区264组根系土壤-稻米样品分析数据，开展土壤、作物的重金属含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讨论了土壤pH对作物吸收重金属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64件土壤中多数重金属元素的变异系数大于0.5，As、Cd、Cr、Cu、Ni和Zn元素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土壤Cd超标样品23件，超标率为8.7%；As、Cr、Cu、Hg、Ni、Pb和Zn超标样品均未超过2件。②稻米中Cu、Zn与Cd含量呈显著正相关，Cd的富集系数（BCF）高于植物营养元素Cu、Zn。③稻米中Zn和Cu在P < 0.1水平上与pH值呈显著正相关。Cd、Cr、Hg的BCF与pH值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研究认为，适当调低土壤的酸碱度会削减土壤中Cd、Hg等重金属元素的活性，从而减少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转运。研究结果可为当地粮食安全生产决策提供科学数据，为土地管护提供参考依据。
2021, 40(6): 894-906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9300138
摘要:
江西兴国县地下水中富含偏硅酸，水资源丰富，但对矿泉水资源禀赋等研究相对薄弱，开展该县偏硅酸矿泉水水化学特征和健康功能研究，可为当地发展矿泉水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支撑。本文应用数理统计、水化学分析、离子比值等多种分析方法研究了兴国县潜在偏硅酸矿泉水的分布、水化学特征以及成因与物质来源，并基于感官指数和健康指数对其健康功能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潜在偏硅酸矿泉水主要分布在岩浆岩裂隙含水岩组、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和变质岩裂隙含水岩组中，这三类含水岩组的调查水样中，发现潜在偏硅酸矿泉水的比例分别为48.5%、45.7%、29.6%，且主要分布在海拔400m以下区域。潜在偏硅酸矿泉水的偏硅酸含量多集中在32~40mg/L之间，主要来自硅酸盐矿物的水解；在变质岩、岩浆岩裂隙含水岩组区，偏硅酸的富集以溶滤作用为主；在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区，偏硅酸的富集受溶滤作用和阳离子交替吸附作用共同影响。该县岩浆岩裂隙含水组区潜在偏硅酸矿泉水口感最佳，深层碎屑岩孔隙含水组区潜在偏硅酸矿泉水健康指数相对较高。本文认为，兴国县矿泉水勘查开发靶区宜以岩浆岩裂隙含水岩组区和深层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区为主。研究成果可为揭示兴国县偏硅酸矿泉水资源价值和功能提供参考。
江西兴国县地下水中富含偏硅酸，水资源丰富，但对矿泉水资源禀赋等研究相对薄弱，开展该县偏硅酸矿泉水水化学特征和健康功能研究，可为当地发展矿泉水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支撑。本文应用数理统计、水化学分析、离子比值等多种分析方法研究了兴国县潜在偏硅酸矿泉水的分布、水化学特征以及成因与物质来源，并基于感官指数和健康指数对其健康功能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潜在偏硅酸矿泉水主要分布在岩浆岩裂隙含水岩组、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和变质岩裂隙含水岩组中，这三类含水岩组的调查水样中，发现潜在偏硅酸矿泉水的比例分别为48.5%、45.7%、29.6%，且主要分布在海拔400m以下区域。潜在偏硅酸矿泉水的偏硅酸含量多集中在32~40mg/L之间，主要来自硅酸盐矿物的水解；在变质岩、岩浆岩裂隙含水岩组区，偏硅酸的富集以溶滤作用为主；在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区，偏硅酸的富集受溶滤作用和阳离子交替吸附作用共同影响。该县岩浆岩裂隙含水组区潜在偏硅酸矿泉水口感最佳，深层碎屑岩孔隙含水组区潜在偏硅酸矿泉水健康指数相对较高。本文认为，兴国县矿泉水勘查开发靶区宜以岩浆岩裂隙含水岩组区和深层碎屑岩孔隙裂隙含水岩组区为主。研究成果可为揭示兴国县偏硅酸矿泉水资源价值和功能提供参考。
2021, 40(6): 907-91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012140164
摘要:
农药污染地块修复过程中频繁出现异味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以往报道多集中在场地内有毒有害物质分析，较少关注场地异味污染问题。为预测某有机磷农药场地修复过程异味污染情况，本文以该地块7个潜在异味污染控制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土壤空气异味污染程度和影响范围，并应用气相色谱-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技术测定近土壤空气、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阐明地块控制区内异味污染排放特征，评估近土壤空气地块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结果表明，7个区域监测点位散发不同程度刺激性气味，臭气浓度值范围为309~72443；生产区异味影响范围最大，达到3.2km；共识别出近土壤环境空气中209种VOCs、土壤样品中246种VOCs和SVOCs，主要包括芳香化合物、卤代物、烷烯烃和含氧有机物；主要异味贡献物质种类包括有机硫化物、芳香化合物和含氧有机物；7个区域近土壤空气均存在致癌风险（>1.0×10-4），5个区域存在非致癌风险，主要致癌物质为1，4-二氯苯、苯、四氯化碳。本文开展的农药场地异味物质组分与致病致癌风险持续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生态环境修复和居民健康保护等提供重要依据。
农药污染地块修复过程中频繁出现异味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以往报道多集中在场地内有毒有害物质分析，较少关注场地异味污染问题。为预测某有机磷农药场地修复过程异味污染情况，本文以该地块7个潜在异味污染控制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土壤空气异味污染程度和影响范围，并应用气相色谱-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技术测定近土壤空气、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阐明地块控制区内异味污染排放特征，评估近土壤空气地块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结果表明，7个区域监测点位散发不同程度刺激性气味，臭气浓度值范围为309~72443；生产区异味影响范围最大，达到3.2km；共识别出近土壤环境空气中209种VOCs、土壤样品中246种VOCs和SVOCs，主要包括芳香化合物、卤代物、烷烯烃和含氧有机物；主要异味贡献物质种类包括有机硫化物、芳香化合物和含氧有机物；7个区域近土壤空气均存在致癌风险（>1.0×10-4），5个区域存在非致癌风险，主要致癌物质为1，4-二氯苯、苯、四氯化碳。本文开展的农药场地异味物质组分与致病致癌风险持续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生态环境修复和居民健康保护等提供重要依据。
2021, 40(6): 919-92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9080119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健康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氟中毒性地方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关注氟污染源分析及暴露途径研究的同时，开展氟暴露途径评价健康风险研究也十分必要。据调查，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地区表层土壤氟含量高于当地区域背景值，本文针对当地存在氟超标导致地方病的实际情况，重点采集了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地区表层土壤、地层岩石、农作物、地下水等样品，主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原子荧光光谱法（AFS）等分析方法对相关元素进行分析测试，研究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高氟区氟超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运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人体健康风险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谷物和蔬菜氟暴露途径健康风险指数HQ < 1，没有非致癌风险。当地人体氟暴露风险主要途径为饮用地下水摄入，相关的健康风险指数HQ>1，这表明通过饮用氟超标的地下水，可能具有潜在的非致癌风险。年度总健康风险为1.69×10-8，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建议的最大可接受年健康风险水平5.0×10-5，属于人类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根据氟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本文提出该地区饮用水安全性方面还需多给予关注。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健康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氟中毒性地方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关注氟污染源分析及暴露途径研究的同时，开展氟暴露途径评价健康风险研究也十分必要。据调查，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地区表层土壤氟含量高于当地区域背景值，本文针对当地存在氟超标导致地方病的实际情况，重点采集了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地区表层土壤、地层岩石、农作物、地下水等样品，主要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原子荧光光谱法（AFS）等分析方法对相关元素进行分析测试，研究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高氟区氟超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运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人体健康风险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谷物和蔬菜氟暴露途径健康风险指数HQ < 1，没有非致癌风险。当地人体氟暴露风险主要途径为饮用地下水摄入，相关的健康风险指数HQ>1，这表明通过饮用氟超标的地下水，可能具有潜在的非致癌风险。年度总健康风险为1.69×10-8，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建议的最大可接受年健康风险水平5.0×10-5，属于人类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根据氟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本文提出该地区饮用水安全性方面还需多给予关注。
2021, 40(6): 930-94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8200105
摘要:
挥发性有机物（VOCs）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中间体和有机溶剂，随着人类工农业的发展，其对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日益凸显。下辽河平原作为人口较密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地下水的污染随着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对人体健康产生了潜在风险。为了研究下辽河平原地下水中VOCs的污染特征及对人体产生的健康风险，本文利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下辽河平原地下水样品中60种VOCs的含量及污染特征并分析其污染来源。通过经口饮用、洗浴呼吸吸入、洗浴皮肤接触三种VOCs的暴露途径计算污染物长期摄入量，采用CSOIL模型评价健康风险。结果表明：采集的24组地下水样品中有20个采样点检出VOCs，样品VOCs检出率为83.3%，在个别采样点萘、苯、1，2-二氯丙烷含量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 14848—2017）Ⅲ类水的限值（100、10.0、5.0μg/L），工业源VOCs的排放是研究区地下水VOCs超标的主要来源。地下水样品中VOCs的总致癌风险指数在0~4.0×10-5之间，总非致癌风险指数在0~0.93之间，均低于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标准；企业用地周边地下水中的健康风险指数高于农业用地地下水。本研究表明下辽河平原地下水中VOCs检出率相对较高，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该结果可为地区地下水工业源VOCs污染监管和治理提供参考。
挥发性有机物（VOCs）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中间体和有机溶剂，随着人类工农业的发展，其对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日益凸显。下辽河平原作为人口较密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地下水的污染随着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对人体健康产生了潜在风险。为了研究下辽河平原地下水中VOCs的污染特征及对人体产生的健康风险，本文利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下辽河平原地下水样品中60种VOCs的含量及污染特征并分析其污染来源。通过经口饮用、洗浴呼吸吸入、洗浴皮肤接触三种VOCs的暴露途径计算污染物长期摄入量，采用CSOIL模型评价健康风险。结果表明：采集的24组地下水样品中有20个采样点检出VOCs，样品VOCs检出率为83.3%，在个别采样点萘、苯、1，2-二氯丙烷含量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 14848—2017）Ⅲ类水的限值（100、10.0、5.0μg/L），工业源VOCs的排放是研究区地下水VOCs超标的主要来源。地下水样品中VOCs的总致癌风险指数在0~4.0×10-5之间，总非致癌风险指数在0~0.93之间，均低于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标准；企业用地周边地下水中的健康风险指数高于农业用地地下水。本研究表明下辽河平原地下水中VOCs检出率相对较高，健康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该结果可为地区地下水工业源VOCs污染监管和治理提供参考。
2021, 40(6): 944-95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1040001
摘要:
当前对抗生素滥用监管及其研究正在加强，近年来中国主要水域中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地表水及地下水中抗生素的污染状况持续受到关注。因进入环境中的抗生素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一般实验室难以实现同时分析多种类抗生素。本文在哈尔滨市共采集地下水样品26组，采样范围包括人口密集、工业生产、农畜业等生活生产地区。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了样品中的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林可酰胺类等6大类共29种典型抗生素含量，研究了哈尔滨市地下水中典型抗生素的检出及分布状况。结果表明：①哈尔滨市地下水中6大类典型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检出，其中以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为主，检出率分别为61.5%、46.2%、42.3%、38.5%；②哈尔滨市地下水检出的抗生素含量范围在0.02~612ng/L之间，其中磺胺噻唑、磺胺嘧啶、林可霉素检出的最高浓度超过100ng/L，相比于国内外部分地区（如中国北京、天津，西班牙巴塞罗那）喹诺酮类整体含量偏低；③检出抗生素含量较高的采样点位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这些区域也是该市人口相对密集区，且附近普遍分布有制药厂、家禽牲畜养殖厂、城市排污口等。由此揭示了哈尔滨市城市地下水中抗生素分布特征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影响且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当前对抗生素滥用监管及其研究正在加强，近年来中国主要水域中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地表水及地下水中抗生素的污染状况持续受到关注。因进入环境中的抗生素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一般实验室难以实现同时分析多种类抗生素。本文在哈尔滨市共采集地下水样品26组，采样范围包括人口密集、工业生产、农畜业等生活生产地区。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了样品中的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林可酰胺类等6大类共29种典型抗生素含量，研究了哈尔滨市地下水中典型抗生素的检出及分布状况。结果表明：①哈尔滨市地下水中6大类典型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检出，其中以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为主，检出率分别为61.5%、46.2%、42.3%、38.5%；②哈尔滨市地下水检出的抗生素含量范围在0.02~612ng/L之间，其中磺胺噻唑、磺胺嘧啶、林可霉素检出的最高浓度超过100ng/L，相比于国内外部分地区（如中国北京、天津，西班牙巴塞罗那）喹诺酮类整体含量偏低；③检出抗生素含量较高的采样点位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这些区域也是该市人口相对密集区，且附近普遍分布有制药厂、家禽牲畜养殖厂、城市排污口等。由此揭示了哈尔滨市城市地下水中抗生素分布特征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影响且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2021, 40(6): 954-96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8020091
摘要:
母乳中p，p’-DDE浓度是监测母体短期内p，p’-DDE的“静态”蓄积水平，估算婴幼儿每日摄入量的重要技术手段。本文旨在通过监测北京女性两个相邻哺乳期内母乳中p，p’-DDE浓度及变化，估算两次分娩间隔期母体内p，p’-DDE的“动态”富集速度，并根据每日摄入量掌握人体p，p’-DDE的长期变化趋势。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收集了43名女性首次分娩后六个月内和18名女性第二次分娩后六个月内的母乳样本，并采用气相色谱法检测了母乳中p，p’-DDE的浓度。实验结果表明，母乳中p，p’-DDE浓度在哺乳期持续下降。年龄和分娩次数是母乳中p，p’-DDE浓度的影响因素，p，p’-DDE浓度随母亲年龄增大而升高，随分娩次数增多而降低。18名母亲两个哺乳期内母乳中p，p’-DDE平均排泄速度计算结果表明，排泄速度从18.9μg/kg lipid/month降低到16.8μg/kg lipids/month。而母体两次分娩隔期内p，p’-DDE年富集速度估算值为正，分布在10.9~14.9μg/kg lipids/year之间，每日摄入量分布在29.8~40.8ng/day/kg.b.w.之间。因此北京女性哺乳期母体内p，p’-DDE月排泄速度与母体年富集速度数值相当，母体p，p’-DDE每日摄入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值，北京女性是低风险暴露人群。
母乳中p，p’-DDE浓度是监测母体短期内p，p’-DDE的“静态”蓄积水平，估算婴幼儿每日摄入量的重要技术手段。本文旨在通过监测北京女性两个相邻哺乳期内母乳中p，p’-DDE浓度及变化，估算两次分娩间隔期母体内p，p’-DDE的“动态”富集速度，并根据每日摄入量掌握人体p，p’-DDE的长期变化趋势。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收集了43名女性首次分娩后六个月内和18名女性第二次分娩后六个月内的母乳样本，并采用气相色谱法检测了母乳中p，p’-DDE的浓度。实验结果表明，母乳中p，p’-DDE浓度在哺乳期持续下降。年龄和分娩次数是母乳中p，p’-DDE浓度的影响因素，p，p’-DDE浓度随母亲年龄增大而升高，随分娩次数增多而降低。18名母亲两个哺乳期内母乳中p，p’-DDE平均排泄速度计算结果表明，排泄速度从18.9μg/kg lipid/month降低到16.8μg/kg lipids/month。而母体两次分娩隔期内p，p’-DDE年富集速度估算值为正，分布在10.9~14.9μg/kg lipids/year之间，每日摄入量分布在29.8~40.8ng/day/kg.b.w.之间。因此北京女性哺乳期母体内p，p’-DDE月排泄速度与母体年富集速度数值相当，母体p，p’-DDE每日摄入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值，北京女性是低风险暴露人群。
2021, 40(6): 962-972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9280131
摘要:
应用单体碳同位素组成追溯多环芳烃（PAHs）类污染物的来源越来越受关注。单体同位素分析中，利用样品预处理减少共流出和未分峰（UCM），是实现同位素比值准确分析的重要前提。已有分离净化研究较少关注环数小于3的PAHs；或需联合使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技术，但对实验室条件要求较高。本文期望避免使用HPLC技术，仅通过简单的固相萃取法，实现16种PAHs的分离净化，满足包括低环数在内的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要求。实验对比了氨基和硅胶两种填料的固相萃取（SPE）小柱，以及正戊烷等10种淋洗溶剂对PAHs的分离净化富集效果。结果表明：氨基小柱中有20%以上的萘和苊不能与烷烃和未分峰完全分离，硅胶SPE小柱除杂效果和分离效果优于氨基小柱。选择1000mg/6mL硅胶SPE小柱，利用6mL正戊烷淋洗UCM和烷烃，5mL正戊烷-二氯甲烷（70：30，V/V）洗脱PAHs。利用气相色谱（GC）对分离净化效果进行初步检验，气体同位素质谱（GC-IRMS）进行单体碳同位素分析。16种PAHs的回收率为79%~128%，相对标准偏差为2%~13%（1σ，n=6），单体碳同位素比值（δ13C）分析精度为0.1‰~0.75‰，大幅降低了其中UCM和共流出对PAH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干扰，尤其减少了对低环数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影响，而且净化过程没有造成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馏，满足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要求。
应用单体碳同位素组成追溯多环芳烃（PAHs）类污染物的来源越来越受关注。单体同位素分析中，利用样品预处理减少共流出和未分峰（UCM），是实现同位素比值准确分析的重要前提。已有分离净化研究较少关注环数小于3的PAHs；或需联合使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技术，但对实验室条件要求较高。本文期望避免使用HPLC技术，仅通过简单的固相萃取法，实现16种PAHs的分离净化，满足包括低环数在内的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要求。实验对比了氨基和硅胶两种填料的固相萃取（SPE）小柱，以及正戊烷等10种淋洗溶剂对PAHs的分离净化富集效果。结果表明：氨基小柱中有20%以上的萘和苊不能与烷烃和未分峰完全分离，硅胶SPE小柱除杂效果和分离效果优于氨基小柱。选择1000mg/6mL硅胶SPE小柱，利用6mL正戊烷淋洗UCM和烷烃，5mL正戊烷-二氯甲烷（70：30，V/V）洗脱PAHs。利用气相色谱（GC）对分离净化效果进行初步检验，气体同位素质谱（GC-IRMS）进行单体碳同位素分析。16种PAHs的回收率为79%~128%，相对标准偏差为2%~13%（1σ，n=6），单体碳同位素比值（δ13C）分析精度为0.1‰~0.75‰，大幅降低了其中UCM和共流出对PAH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干扰，尤其减少了对低环数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影响，而且净化过程没有造成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馏，满足PAHs单体碳同位素分析的要求。
2021, 40(6): 973-986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011170148
摘要:
地下水中多种农药快速检测是全面表征地下水水质、确保地下水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结合现有检测标准和文献中农药需分类分别前处理和测试的问题，采用气相色谱-质谱仪，通过对水样前处理方法和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条件进行选择和优化，建立了地下水中91种农药气相色谱-质谱同时测定的快速分析方法。经优化，目标物采用脉冲不分流进样，Zebron Multiresidue-2色谱柱分离，分段选择离子扫描，内标法定量，多数农药在1.0~1000μg/L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相关系数在0.9901~0.9997之间。水样经二氯甲烷液液萃取浓缩后上机测试，各农药方法检出限为3.1~12.5ng/L，平均加标回收率在54.3%~129%之间，相对标准偏差（RSD）为1.2%~20%。本方法快速、简单，准确度高，不仅显著提高了地下水中多种类农药残留分析效率，降低了分析成本；而且方法更适合大批量地下水样品的快速筛查，从而保证了样品分析的时效性。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专项。
地下水中多种农药快速检测是全面表征地下水水质、确保地下水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结合现有检测标准和文献中农药需分类分别前处理和测试的问题，采用气相色谱-质谱仪，通过对水样前处理方法和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条件进行选择和优化，建立了地下水中91种农药气相色谱-质谱同时测定的快速分析方法。经优化，目标物采用脉冲不分流进样，Zebron Multiresidue-2色谱柱分离，分段选择离子扫描，内标法定量，多数农药在1.0~1000μg/L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相关系数在0.9901~0.9997之间。水样经二氯甲烷液液萃取浓缩后上机测试，各农药方法检出限为3.1~12.5ng/L，平均加标回收率在54.3%~129%之间，相对标准偏差（RSD）为1.2%~20%。本方法快速、简单，准确度高，不仅显著提高了地下水中多种类农药残留分析效率，降低了分析成本；而且方法更适合大批量地下水样品的快速筛查，从而保证了样品分析的时效性。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专项。
21
2015, 34(3): 278-28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3
22
2015, 34(3): 297-30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6
23
2015, 34(2): 224-22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2
24
2015, 34(3): 269-27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2
25
2015, 34(2): 245-25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6
26
2015, 34(5): 592-59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6
27
2015, 34(2): 238-24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5
28
2015, 34(3): 359-36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17
29
2015, 34(2): 218-22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2.011
30
2015, 34(3): 292-296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5
31
2015, 34(5): 503-51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2
32
2017, 36(1): 14-2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1.003
33
2021, 40(6): 930-94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8200105
34
2016, 35(5): 468-47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5.004
35
2014, 33(3): 374-378
37
2019, 38(6): 724-73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901210016
38
2016, 35(2): 139-14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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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33(4): 556-560
40
2014, 33(4): 45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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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6(5): 451-45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32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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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9(5): 639-65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00414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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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9(3): 442-45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91118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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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5): 449-45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5.002
46
47
2021, 40(5): 637-64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2101130005
48
2016, 35(1): 69-7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1.012
49
2017, 36(2): 171-17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2.011
50
2015, 34(4): 420-42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4.007
更多
1
2015, 34(5): 600-60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7
2
2015, 34(3): 269-27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2
3
2015, 34(3): 297-30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6
4
2015, 34(5): 50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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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 34(5): 520-52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4
6
2015, 34(3): 366-37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18
7
2015, 34(5): 528-532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5
8
2015, 34(5): 565-56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1
9
2015, 34(5): 579-58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4
10
2015, 34(3): 278-285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3.003
11
2015, 34(5): 544-54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8
12
2015, 34(5): 586-591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5
13
2015, 34(5): 558-56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10
14
2015, 34(5): 550-557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05.009
15
2018, 37(2): 111-120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6110098
16
2018, 37(2): 152-158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4010048
17
2017, 36(5): 468-473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607130099
18
2018, 37(1): 1-14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512030223
19
2018, 37(2): 121-129
doi: 10.15898/j.cnki.11-2131/td.201708110129
20
2018, 37(6): 63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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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7, 36(6): 57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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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 36(6): 5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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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9, 38(2): 23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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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8, 37(1):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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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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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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